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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降费倒逼加快养老保险改革
浏览次数: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16年3月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郑秉文(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郑秉文(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 由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天弘基金承办的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首届峰会于2016年2月27日在北京金融街(9.23, -0.18, -1.91%)召开。主题为“养老金政策、运营与投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郑秉文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郑秉文:大家下午好,谢谢克用教授的邀请,我的发言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社会保险意味着什么。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我今天就讲养老,其他那几个险种就不讲了。我在一个月当中,我在几个会上有些发言讲过一些,但是因为我这个研究一直处在动态的过程,我没有一次拿出一个完整的东西,因为我怕讲完之后,怕最后定稿不一样,这样也不好,所以我拿出一点点,这样我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有些回旋余地的,因为我的看法也是在不断深化过程中,越看越觉得问题比较多。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必须要树立三个意识;第二,降费倒逼加快养老保险的改革;第三,一揽子的设计。

  第一,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对养老保险,对社会保险,在我们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20多年来这样一个进程过程,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这个推动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讲到社会保险,一讲到社会保障,无疑都看成是需求的结果,于是看成是福利的结果,看成是一种需要。需要有度吗?没有顶层设计就没有度,你说替代率到底是劳工组织的50%好,还是希腊的97%好,还是美国的38%好,还是英国的30%好?谁好?如果让大家投票,无疑大家要投希腊那个标准97%。那么子孙后代怎么办?所以,如果从需求侧来考虑,问题多多。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供给侧来考虑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那就不一样了。首先是三个意识,第一是成本意识,“成本”这个词在养老保险里从来没有用过,我查了很多资料,我们一定要有成本意识,要有投入产出的意识。这个意识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三中全会说的坚持精算平衡从何而来呢?于是很可能被国人和学者视为倒退,但是我认为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太重要了,基础就应该在有成本意识,这是关键。所以要有成本意识,有了成本意识,就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就要有效率问题。投入和产出什么?效率。所以,成本意识非常重要,我就不展开说了。第二点,要有长期意识。大家知道新常态了,费率高,这是我们第一次承认要降,官方最高首长承认费率高是2014年12月24号,马凯副总理在全国人大参加质询会议的时候第一次说费率高。在此之前,学界提过多少年费率高,一提费率高,肯定主管部门是不高兴的,这是必然的。我们在2014年12月有个进步,提出费率高。2013年的10月份,三中全会说适时适当降低费率,在官方文件里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这是新常态了,为什么要降费率?因为新常态了,如果没有新常态的概念,我们能够降费率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降费率不是权宜之计,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必经阶段。第三是要有结构性改革的意识,以往的社保改革降费率,这是典型的参数式改革,社保的三个参数,动哪个都是参数式改革,社保研究圈里就是这个看法,就是这个概念,遵循的就是这些国际上研究的这些成型的东西。那么现在看来,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的费率如果下降,那么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就不是一个参数性的问题了,是一个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要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制度交易性成本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上,结构上改革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结构性就体现在这儿。养老保险也好,失业保险也好,对社保制度改革来讲,降费是参数式改革,但是也是结构性改革,这个高度要多高就有多高。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几个字说的是经济体制,实际上当我们搞社保的人回过头来在研究供给侧降费的时候,突然发现对社会保险制度,五项保险,每一项保险都需要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降费就降不下来。降费很好,是由新常态带起来的这样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逼着我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就像刚才有的同志讲的那样,或是降低待遇,或是财政补贴,总得有一个办法,否则单方面降了待遇,降了费率,替代率降不降?替代率是由缴费率来的,缴费率降了,替代率能不降吗?如果替代率降的话行吗?我们如果按照缴费基数来除,我们的替代率是67%,如果按照工资费基来讲,只有43%,44%。这样一个替代率,有的同志说了,这已经低过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了,还能再降吗?涨还来不及呢。今年是第12年要涨,但是还没有公布要不要涨,这是中央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替代率和缴费率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函数关系。还有一个赡养率,赡养率是人口的老化,是不断提高,二孩放开,也不可能明天孩子就多起来了,即使明天都生出来了,还得等18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三个参数都非常严峻,怎么办?得改革,不改革是不行的。为什么要改革?有几个理由。咱们看一看养老保险这个制度,目前降费率有多大的压力。我们拿三年的数据来看,实际上看一年就可以了。比如2012年制度的正常缴费收入,就是完全来自于双方缴费,是1.45万亿,加上利息是500、600亿,合计是15000亿。养老金支出是15500多亿,缺口有了,将近500亿。这个制度正常的收入和支出还有点小缺口,那么由于有了非正常缴费收入,这个非正常缴费收入是由三项来构成的,一个是历史清欠,一个是补缴,还有一个是其它,每年占当期收入的10%左右,这是不规范的。比如山东省某市前一个月发文,用趸缴的办法,一个人交3万多块钱,又吸纳几千人进来,当期马上有钱花了,能持续三、两年,可是把风险留给了以后,这是不规范的事情。再加上财政补贴2600亿,于是当年就有结余了。这个概念我告诉大家,正常的缴费收入和正常的养老金支出大致相等,如果降,降的就是这部分。这部分本来就有小缺口,你降了,缺口不是更大了吗?大了怎么办?我们还得发养老金,2000亿增加到3000亿,再不够到4000亿,如果要降,意味着什么?站在国家财政的角度,一手财政往外支出,另外一手等于是企业主的缴费和个人缴费降低了,这样一个关系非常容易看得出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这就是当期正常收支的状况。第二点,如果要是这样,必然得有财政转移支付,为什么要有这种财政风险呢?我们再看看原因。两个原因,产生财政风险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统筹层次太低了,刚才姚所长讲了,让余额减少一半。山东有2500亿,江苏有3000亿,这些有钱的地方可以这么做,这是极端的办法,这么做行吗?这是统筹层次低造成的,它可以花,不缴。那么还有十几个省份必须得财政转移支付,广东的钱不可能拿过去,这就是统筹层次低带来的恶果。当期的收入是不平衡的,收入多的地方不可能弥补少的地方,必须得有财政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统一降低费率,降低的结果是不够的地方更不够了,有余额的地方无所谓。所以,不够的地方缺口增加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了。再有,名义费率太高,实际上大家交的没有这么高,各种各样的办法稀释的缴费。

  这就告诉我们第三点,这种制度必须要改革,你要想降费,必须要让名义率和实际费率一致起来,哪个国家有两个费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两个费率,只有中国有两个费率,要想让两个费率一致起来,就得让大家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像交住房公积金那样实打实的去交,这样就可以增加制度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核心。如何增加积极性?那是另外一个事了,今天不说。比如说在统账结合的情况下,是扩大个人账户能够增加积极性,还是缩小个人账户乃至取消个人账户能够增加积极性呢?当初为什么搞统账结合?用账干什么?都统不就行了吗?大锅饭也省事,为什么要账呢?我不用回答了,大家都是搞金融的同志,不用回答了。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不说了,今天还是讲今天的事。

      第三,供给性结构性改革对社保制度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你这个制度性改革应该有预期,有顶层设计,如果没有顶层设计,还是假装看不见,这轮改革宝贵的窗口又过去了。我们这轮改革应该都改一些什么呢?在供给侧应该改一些什么呢?我仅仅是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的公报提的,比如说公报说精简规避五险一金。能够精简规避五险一金吗?一“金”是指企业年金。企业的税和费,我们给企业增加了很多麻烦,常常来自于双重征缴制度,就是地税和社保部门。这个问题在供给侧也是非常明显的,是翻倍的,但是已经存在了一二十年了,没有解决掉,但愿这次供给侧改革能够解决掉,这是涉及到养老,我说了这么一点点。

  涉及到供给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正常的待遇调整机制建立的问题,也是供给侧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一揽子”设计当中,毫无疑问也应该包括进去,就讲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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