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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工作与员工精神福利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年6月27日
 

 

 

 

 

 

内容摘要: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员工精神状态的好坏、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和人际关系的优劣,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企业运转。然而,由于很多企业只注重对员工进行单方面的物质激励,长期忽视员工的精神福利,引发当下某些员工的极端行为,给员工个人及其家属、企业和社会都带来了严重后果。作为专业化、科学化的助人事业,在西方,社会工作介入工业领域由来已久,国际经验表明,工业社会工作在为员工处理心理压力、预防个人危机和提供精神福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工业社会工作;精神福利;新生代农民工;介入路径

 

[作者简介]方舒(1984—),男,安徽舒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

 

 

 

一、工业社会工作是员工精神福利的输送机制

 

改革以来,大量非公企业的建立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入工厂,我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新兴就业群体”。然而,市场经济要求一切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市场范围内平等竞争,生存和竞争的压力容易导致企业员工的精神负担过重,甚至可能做出像自杀或残害他人等极端行为。工业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之一,因为其本身具有的一系列专业优势,在预防、干预和应对员工心理压力和个人危机,为员工输送精神福利方面功能显著。

 

(一)工业社会工作

 

工业社会工作又叫“企业社会工作”或“职业社会工作”,因学者对英文名称“Industry Social Work”翻译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称谓。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对这三种称谓进行过比较,孰优孰劣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国际上的一般界定来看,“工业社会工作”是其最初的称谓,出于对缘起的尊重,故而沿用至今。一般说来,工业社会工作属于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之一,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运用到工业界,以其专业知识与技术,调动企业自身和社会的资源,帮助员工解决个人的、家庭的和工作上的各种困扰,提高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其形成良好的工作适应关系,使其身心健康、生活稳定,提升合理而有效率的生产(工作)环境,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取得良好的工作绩效,更快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组织目标”。工业社会工作也基本沿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方法,对案主(包括员工及其家属、企业管理层和所在社区)施以一系列行动,以期实现案主及其所处环境的改变。工业社工的实施领域,在微观层面主要有员工福利服务、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员工情绪管理和员工休闲生活服务等,在组织层面主要有劳动关系协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企业文化建设等。也有学者将这些领域概括为咨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组织发展服务四大块。虽然学界对工业社工实施内容的归纳不一,但大多认同,关注员工心理和情绪状态、休闲娱乐生活等精神方面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二)精神福利

 

精神福利(Spiritual/Mental Well-Being)是相对于物质福利的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福利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运动的概念性产物。二战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迅猛发展,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资源浪费、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败坏等。20世纪6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发生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危机,经济指标在反映和权衡整个社会基本情况和社会质量信息方面表现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导致人们去寻求一种更全面更综合的社会指标系统来代替它,这就是社会指标和社会生活质量运动。该运动的兴起表明西方社会摒弃了片面的经济维度,主动运用综合思维来看待社会成员的福利问题,特别关注长期被忽视的人们精神方面的福利问题。狭义的精神福利是员工福利的子概念,是指员工的非工资性收入,是企业或单位为满足员工的精神需要,在薪金之外向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形式的福利待遇。狭义的精神福利是广义精神福利在工业世界和企业员工身上的体现。

 

精神福利是员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福利可分为经济性福利和非经济性福利(或分为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经济性福利(物质福利)包括企业针对员工及其家属的各种财物奖励与补贴、生理健康的关照和困难补助与救济等,非经济性福利(精神福利)通常指除了经济性福利外,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其他福利和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精神健康标准概括为“三良好”即良好的个性人格、良好的处事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据此,工业社会工作的精神福利工作,也要以实现员工个性与人格的健全、良好的处事和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以及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为目标,其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心理压力疏导、人际关系协调和休闲娱乐活动组织等。

 

 

 

二、工业社工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员工精神福利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因此,分别从理论、现实和国外经验等角度,认清工业社工介入精神福利的必要性,强调精神福利的重要性,将员工精神福利纳入今后我国工业社工的重点关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是理论探讨的必然结论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与方法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并预防问题的发生,恢复、改善和发展其功能,以适应和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包括新教伦理、人道主义、乌托邦思想和其它社会福利思想等内容。归结起来,社会工作是以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困难的人,以及由个体人所组成的组织和社区等生产和生活单位为工作对象,采取科学的专业手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实现他们的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社会工作始终坚持的价值就是,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社会福利,应该具备身体、情绪和精神的健康,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周到对待,等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劳工群体,理应享有包括精神福利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待遇。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社会政策一般是指“社会为了向其成员提供福祉而做的各种安排和行动”,它包括人类福祉、对于福祉所必需的社会关系以及福祉赖以提升的各类制度等;它的目标是最大化人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机会和资源。社会政策始终围绕人的福利和福祉展开。社会福利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一般把它和效用(幸福度、满意度、期望实现度)或资源(收入、财富、对商品的掌控)放在一起。但是,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从功能——能力的角度提出新范式来诠释人类福利的内涵。该理论的核心是用“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生活质量,它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成为什么”,而不是“一个人满意程度如何”。森的新范式表明,个人的福利并不一定由他所拥有的物质产品量所决定,还取决于他能够实现功能的个人能力,其中人的理性是最为关键的能力。

 

人的需要理论也认为,身体健康和行为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其中,有三个关键的变量影响个人自主的水平:一个人对于自我、自己的文化以及在这个文化中作为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的理解水平;他为自己做出抉择的心理能力;以及使他能够相应采取行动的客观机会。其中,人们自己做出抉择的心理能力,代表了人们心理和精神的健康,也属于人的基本需要之一。

 

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行动,致力于受助者和环境的改变。从宏观层面来看,以实践为取向的社会工作是社会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困难人群提供福祉、满足其需要的福利职责。因此,工业社工作为社会工作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应用,理应以满足员工精神需要、提供精神福利为己任。

 

(二)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是国外经验的启发

 

工业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虽然工业社工的重点工作领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国外经验说明,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却始终是其工作内容的主要方面。

 

工业社会工作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工业福利运动,它是应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集中劳动的机器大生产给劳工造成的压力而产生的。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工商企业规模急剧扩张,尤其在像百货公司和纺织厂等劳动密集型工厂中,由于人员集中,生产环境差,员工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也日渐激烈。如何避免大规模企业带来的工人劳动压力、消极怠工等情绪问题,以及由此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和浪费,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激励员工,就成为当时工商企业必须面对的任务。

 

针对这些问题,当时的欧美工商界施行了大量的企业福利计划和福利秘书制度。“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1500家大公司中,有近80%制定了企业福利计划,有近一半的公司制定了综合福利计划”;概括起来,福利秘书的工作有四个方面:物质福利(安全保护、医疗卫生、宿舍、交通等)、经济福利(工资、抚恤、贷款等)、文化福利(娱乐、教育、体育等)和个人辅导(用个案辅导的方法为员工个人及其家庭提供治疗和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受到美国上世纪40年代“工业酗酒方案”效果明显的鼓励与启发,各类企业的员工协助方案开始形成。在整个二战期间,许多为战争服务的企业员工与家庭长期分离,给这些员工带来大量情感、婚姻和家庭生活问题。为了对这些员工及其家庭提供援助,美国政府聘请了一批社会工作者,专门从事员工辅导与治疗,产生了“员工协助方案”,它后来成为西方工业社工的主要实务方法。员工协助计划即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主要包括三种不同方案:员工咨商(集中于员工心理、生理健康、以及处理个人问题)、生涯发展(对个人的评估和训练以帮助他们做生涯规划)、健康福祉(教育员工健康生活、提升心理健康功能,预防员工生理、心理问题发生)。

 

从国外经验来看,工业社工的缘起与发展始终围绕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压力大和心理适应差等现实,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个人和社会问题,提出即时解决方案以提升员工福祉,促进企业正常运转和良好发展。我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难免遇到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借鉴国外经验。

 

(三)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是我国当前的现实要求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很多企业员工面临的竞争和压力与日俱增,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困难等种种心理问题,导致企业绩效下降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们众多的生理疾病和异常行为。

 

具体说来,第一类,由经济体制转轨所导致的大批城市下岗职工群体,在重新就业和家庭生活方面遭遇重重困难,亟需专业服务队伍的介入和社会政策的保障。第二类,城市中的所谓“白领员工”职业压力大,目前近60%的国内企业员工压力较大,出现职业枯竭的员工接近10%。中青年员工尤为严重,心理幸福感低的员工接近10%,由此引发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更令人堪忧。

 

第三类,我国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理和精神问题较为突出。到2009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在1亿人左右,占了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调查发现,“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今年上半年“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被认为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

 

该事件中的自杀者大部分属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问题主要有。由于学历水平较低、户籍制度限制和务工地房价过高,使他们“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阻碍了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由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对其保障和服务空缺,使他们缺乏安全感,生活幸福感较低;大多处于青春期,婚姻和情感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们。涂尔干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指出,自杀现象与自杀者的精神状态有关联,但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疏离。“只要自杀率大体保持稳定,自杀就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自杀率在短时间内变动较大,则属于社会异常”。涂尔干所处年代正是西方社会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期,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说,这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社会生活正经历着巨大转变,人与人之间关系渐趋疏离。所以,若想真正关注员工的福利,我们就必须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排斥的深层原因看待“富士康事件”。

 

总之,由于社会转型加速,市场竞争激烈,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排斥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了我国各类企业员工不同程度的心理和精神问题,这些问题业已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给员工个人、企业和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工业社会工作始终关注人类的工作世界,因此,它应该将人类的主要活动——工作与就业纳入研究视域,为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

 

 

 

三、我国工业社工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的可行性

 

从理论推演、国外经验考察和现实要求三方面分析得出,工业社会工作介入员工精神福利,既是顺应工业化的必然选择,又是解决员工心理问题的现实手段。故今后,政府有必要积极引导工业社会工作介入工作世界,特别是应该着重运用专业手法,注重对广大员工输送精神福利。因为,我国具有工业社工介入员工精神福利的诸多有利条件。

 

(一)工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具有专业优势

 

首先,工业社会工作具有专业价值优势。以人和人的问题为取向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立身之本,实现人的自主、自由与发展是社会工作的最终追求。“工业社会工作始终将员工视为企业的核心角色,关注员工的优势和潜能;以人性化和全面发展的视角尊重员工的需要和追求平等发展的机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构企业内和谐人际环境,达到劳资双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说,专业价值优势决定了工业社工对员工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其次,工业社会工作具有专业知识优势。经过长期发展,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已经相当科学、完整,这其又一大优势。工业社工基本沿用了社会工作个案、小组和社区等经典方法。个案工作以员工个人为案主,采取心理辅导、压力管理,甚至行为引导等方法,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解压;小组工作遵循个体互助原则,让员工们相互间建立起信任和支持网络,增进他们的感情与关系;社区工作关注员工和企业所在社区,甚至将企业自身看作一个社区,采取系统化、整体性方案,更为深入地提升员工的社会支持度和社区归属感。专业知识和方法上的优势,有助于工业社工针对员工精神和心理层面问题的顺利解决。

 

第三,工业社会工作具有专业行动优势。社会工作注重人的问题解决,是一种具有强烈实践取向的社会行动,同时社会工作也强调受助者个人行为、态度、身心和所处环境的改变,以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工业社工“通过社工与其他相关专家的协助,促进员工主动建立良好的工作与人际关系,创造和谐有效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它还能有效协调员工个人及其家庭、社会团体、社区、企业及其管理层等方面的内外关系”。员工身心的变化、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客观环境的改变,是工业社工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的主要目标。

 

工业社会工作的优势能够实现对员工福利的顺利介入,特别是可以有效支持和促进工作关系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培育他们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心理层面激发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热情。这一切都是员工精神福利的应有内容。

 

(二)我国实际工业社会工作的深厚积淀

 

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发端于1922年,当时的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培养专门的社会服务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意义的社会工作被取消和中断了近40年之久。然而,效仿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民政部门、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行政性和半行政性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社会工作职能,它们的工作领域、服务对象以及工作目标与现代专业社会工作比较接近。因而学界称其为“实际社会工作”,称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为“实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际工业社会工作已经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实行了政府包揽——单位承办的工业社工模式,它具有以职业身份为基准的“差序格局”特征。因此,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向职工输送福利与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工业社工的主要实施者。具体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单位或企业范围内,政府对职工及其家庭实行的是一种普惠型社会工作体制,即只要属于城镇就业人口,国家均将其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对象范围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对其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保障和服务。

 

归结起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际工业社工的承担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管理层、工会代表、党团组织、妇联等党政组织、企业机关和人民团体等;开展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职工保险办理、职工日常生活服务、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和困难职工救助等;输送的福利形式主要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类,其中以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为代表的职工精神福利工作的开展,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了稳定社会、协调员工关系、创建良好企业环境等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我国专业性工业社会工作介入员工精神福利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在我国的快速推进与拓展

 

国际上,一般将社会工作分为三类:把社会工作视为一种个人慈善事业;一种由政府或私人团体举办的以解决各种因经济困难所导致的问题为目的的各种有组织活动;一种由政府或私人团体所举办的专业服务。随着社会日益现代化,最后一类(即现代社会工作事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为工业社工对员工精神福利的介入和输送,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研究的发展为工业社会工作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自1987年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四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以来,设置社工专业的高校已达两百多所,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已在万人左右;专业教材、著作、期刊和论文大量涌现;专业教育、研究机构和团体纷纷建立;有关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的学术交流,在国内、国际各个层面竞相展开。社会工作权威专家和专业毕业生的大量出现,为今后工业社工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保障。

 

第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在我国的逐渐拓展使得工作领域逐渐被业界所重视。中国社会工作业已形成了以社区服务、最低保障、司法矫治、老年和残疾人等领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工作实务,分别针对社区建设、城乡生活困难家庭、犯罪与矫治和特殊失能人群(如老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开展工作,体现了社会工作人文关怀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概括来说,工作世界是一个社会人一生的重要活动场域,工业企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理应拓宽视野,将工作世界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

 

第三,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迅速推进有助于工业社工顺利应用于我国当前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首先尝试在教育、卫生、民政系统内设置社会工作的岗位和机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做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从2007年起,全国范围的社会工作职业标准和考核评价办法出台。近年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试点工作在上海、深圳和江西万载县取得了新进展,各地也逐渐摸索出“政府购买、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新模式。这是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有益尝试,也是工业社工介入的现实推动力量。

 

 

 

四、总结与展望

 

工业社会工作介入工业世界、为企业员工输送精神福利,是由理论探讨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国外工业社工发展经验的有益启示,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另外,工业社工具有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我国传统实际工业社工具有深厚积淀,现代社工事业在我国发展迅速,都成为我国发展工业社工、为员工提供精神福利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在学习国际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力量整合,开创本土化之路,才能正确构建工业社工有效介入的可行路径。

 

我国学界和社会不仅应该高度重视企业员工的精神福利,更要关注每一个社会公民的精神福利,即我们的关注视野应该从企业员工的精神福利走向社会成员的精神福利。得出这一结论,从理论角度进行概念式推演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然而,联系前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幕幕令人痛心的社会悲剧,如前文提及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和“残害学生的系列校园暴力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事实,证明我们关注社会成员的精神福利也非常有必要。

 

个人的行为、心理与精神状态与其所处环境联系紧密,我们不能再将这种极端行为的出现仅归结为个别人心理和精神出了问题,而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层面找出原因。温家宝总理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必须解决产生校园暴力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今后,我国应以关注企业员工的精神福利为突破口,进而促使更多的人关注社会精神福利的重要性,这样也可以使学界拓展思维,超越对员工精神福利问题的研究,走向对一般社会成员精神福利问题的研究。无论如何,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并举,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平衡,更是一种社会状态的和谐。

 

 

 

注释:

 

1、刘七生:《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进展与反思》,《社会工作》(下半月)2008年第10期。

 

2、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8页。

 

3、林典:《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员工福利服务之探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09年第9期。

 

4、参见秦麟征:《关于社会指标运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张凤荣:《社会指标运动的背景及启示》,《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David O. MobergPatricia M. Brusek“Spiritual Well-Being: A Neglected Subject in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5, No.3, 1978, pp.303-323.

 

6、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7、哈特利·迪安:《社会政策学十讲》,岳经纶、温卓毅、庄文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8、黄晨熹:《社会福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10、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中并未明确指出,人类追求自身功能实现和自我福祉提升的具体能力,但是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他指出,人们在市场上的经济表现,能够突出反映他们的实际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必须有赖于人们内心具备的理性思维来进行现实的社会选择。后来,森的理性思维观念经Nussbaum发展,基本勾勒出了人类10项功能性能力:生命;身体健康;人身安全;理智;想象和思维;情感;实践理性;社会交往;关注生命;玩乐嬉戏;环境控制。参见: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4页;黄晨熹:《社会福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1、Faden, R, Beauchamp, TA History and Theory of Informed Con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1~256.

 

12、苏景辉:《工业社会工作》,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13、钱宁等:《工业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谢鸿钧:《工业社会工作实务——员工协助方案》,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11页。

 

15、花艺,陈莉:《EAP:企业员工亟需的精神福利》,《现代商业》2007年第26期。

 

16、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21/c_12240721

 

17、《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A02版。

 

18、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19、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20、唐晓英等:《优势视角下现代企业员工管理的社会工作介入》,《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1、林丽芬:《企业社会工作: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18期。

 

22、李迎生、方舒:《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3、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台北同泰公司1980年版,第3~4页。

 

24、张敏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进程》,《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25、《大河网》,http://www.dahe.cn/xwzx/txsy/pltp/t20100514_1801842.htm

 

文章出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转自社会学视野网-社会学研究-分支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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