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专业学位教育网
 
 
首页
 
 
 
理论动态
名家论坛
案例研究
中心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年6月17日
 


摘 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大众传媒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本文提出,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并意欲从关注其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包括新媒体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传播学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带着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左右。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型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希望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享有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②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同时在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③这给大量涌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带来了福音。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全国总工会最近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2010)④中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然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而每年春节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以及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更是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政策和态度以及未来。
 
可见,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并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去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我国今后的社会转型和变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适应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该群体如何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转变,并重构现代性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从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成为我国学术界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亟待关注的现实课题
 
在农民工进入并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这一过程也就是农工进城后的城市适应。《社会学词典》中对“适应行为”的解释是:“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业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⑤由此可见,所谓进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他们在新的城市社区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
 
关于移民或流动人群的城市适应问题,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颇多。经典城市社会学很早就注意研究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和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沃思、甘斯分别对城市性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高斯席德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适应过程的探讨等。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等。虽然国外有关(跨国)移民的研究,不完全同于我国的农民工进城,但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对我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并涌现了不少出色的成果。如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等学者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朱力(2002)、王燕华(2004)等学者则基于社会化的视角,认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再社会化”甚至“同化”是其重要环节,并提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而王春光(2006)、陈丰(2007)、许传新(2007)等学者对此则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着重探讨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不彻底社会化现象,并将城市中的农民工界定为“双重边缘人”,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呈现出“半城市化”、“虚城市化”以及“落地未生根”的现象。
 
李强(1995)、王春光(2001)、潘泽泉(2004)、郭星华(2004)、周明宝(2004)等学者则是基于社会互动与冲突的视角,围绕“社会冲突”、“社会认同”、“社会排斥”、“社会距离”、“文化适应”等核心概念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城乡融合与城市适应问题。另外,渠敬东(2001)、李汉林(2003)、符平(2006)等学者则分别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生活世界”的角度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进行了相关研究。而其余多数研究则大多从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法律层面、政治参与层面描述和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障碍、内容、保障、趋势和对策等。应该说上述前人的研究探索与重要成果为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
 
不过,现有关于农民工及其城市适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维度被相对忽视,相关方面的课题研究及成果的数量也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地位不相匹配。而且这些学科的有关研究则几乎忽略了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作用。
 
英克尔斯曾经典地论述了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对人们现代性的影响。“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为方式;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性的期望……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现代性”。⑥当前,随着媒介技术及中国传媒水平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城市,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全天候、全方位、多层次地覆盖了每个角落,且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移民”群体,也必然身处这样一个信息传播水平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中。而且,真正考虑起来,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同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使得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对农民工往往比对其他阶层成员的影响更为强烈,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的城市经历与认知带来冲击,促发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改变,加速继续社会化的进程,进而有助于积极融入城市生活。⑦因此,鉴于现代大众传媒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对于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研究,理应成为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二、传播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及其城市适应研究
 
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农民工与大众传媒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农民工媒介报道与媒介形象建构的文本分析。如陈红梅(2004)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的网络文本分析;乔同舟、李红涛(2005)对农民工群体媒体投影的社会处境再现的研究;李艳红(2006)对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王芳(2007)等对人民日报报道农民工的研究等。
 
其二是有关农民工的传媒歧视与传播偏见的媒介批判。如许向东(2008)认为农民工报道中的偏见与冷漠,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阶层间的偏见与歧视;黄达安(2009)则指出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应了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许学峰等(2009)通过城市农民工群体传媒境遇及其成因的分析,发现农民工传播地位的变迁落后于社会地位的变迁。
 
其三是农民工媒介接触及其媒介素养调查。如陶建杰(2003)通过问卷调查描绘了上海市徐汇区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行为;汤晓羽(2005)对南京及其周边6城市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的呈现;以及梁媛(2007)、李红艳(2009)分别对湖南长沙、北京地区农民工媒介使用与信息获取的实证研究等。
 
其四是关于弱势群体话语权及媒介表达权的研究。如卫夙?(2004)以农民工跳楼秀为例对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进行了论述;段京肃(2004)通过阶层分化的视角对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媒介控制权和使用权进行了论述;李艳红(2005)对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的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之间关系经验研究的介绍;周海涛(2004)、杨敦显(2005)、董宽(2006)等分别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与传媒关系的研究。
 
其五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及其社会化的影响力探讨。如陶建杰(2004)仍以上海市徐汇区为样本对民工的一般观念、消费观、维权观、婚恋观、留沪观等方面做了实证调查;王小红(2004)对大众传媒对农村转移人员的城市化的城市文明教育与生存环境优化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杨尚鸿等(2008)以传播学为切入点对大众传媒怎样引导农民工继续社会化作了论述。不过这个方面的研究与上述几个方面相比成果少了很多。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还从新媒体传播及人际传播的角度对农民工城乡流动中的传播现象及传播作用进行了分析。如丁未(2009)采用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包括车载电话、手机、互联网)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现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⑧雷蔚真(2010)则通过对44名北京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探讨了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以及新媒体使用如何在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作用。⑨另外,陶建杰(2010)则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对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人际传播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⑩尽管以上从非大众传媒视角切入研究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凤毛麟角,但对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应该是个很好的补充与启发。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维度逐步引入农民工包括三农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上述不俗的研究进展与出色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掩盖不了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漠视”和关注领域的“狭窄”。就现有研究的总体来看,尚存在理论研究、状况描述、对策讨论偏多,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以及从实践中提炼概念和归纳理论的研究偏少的不足。
 
在研究视角方面,单纯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功能切入偏多,而相对缺乏大众传媒在农民工现代性成长、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并不自觉地带有研究偏见看待和研究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问题,而忽视了研究者自己的反思性立场以及农民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与实践性,从而缺乏对其城市适应过程的真正了解与切实体验。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对农民工群体概而研究之的多,针对农民工不同亚群体的研究偏少,忽视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不断分化与社会分层,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现有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却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以前的研究都是把他们归入到整个流动人口中进行分析和讨论;并过于笼统地讨论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而很少具体地论证某一种媒介形态包括新媒体对某一类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经验中的影响。
 
总体看来,现有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工城市适应或不适应的过程当作一种理论上的应然和必然来看待,有意无意地偏向一种路径选择或模式的经验运用,并赋予其以重要意义,从而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
 
三、媒介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生存实践探讨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不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心理形态和行为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11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长环境、文化素质、人格特征、社会境遇、城市预期等与第一代或父辈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区别,其外出动机、留城意愿、适应城市的主动性、与城市居民的沟通机会和能力等也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知识储备、行动能力、现代文明意识、权利观念等方面的进步,必然有助于促进其城市适应的进程和加快融入城市的可能。
 
因此,对于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受面对传统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的固定思维的影响,而过于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也没有必要过于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性和市民参照群体的简单依赖和线性关系,而忽视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现实处境、舆论环境等场域因素互为建构的重要影响;更没有必要过于夸大二元对立模式、城乡居民冲突与社会刻板印象等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不利因素和被结构化的一面,而忽视新生代农民工与包括媒介环境在内的城市环境的频繁接触、良性互动以及处于信息社会中的城市认知、资本获取等有助于其现代性增长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
 
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消费能力、信息获取渠道、自身媒介素养等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接触与使用,必然使得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革、现代性生成、城市化、继续社会化、身份认同等若干指标变化产生关键性作用。而且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其它因素相比,大众传媒的角色地位、功能发挥将愈发凸显。
 
实际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但以外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大众传媒的重要影响和关键作用,我们希望能够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引入“大众传媒”的变量,着重考察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以人为核心,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意欲从关注农民工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相关指标研究。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两大主体各自受大众传媒的影响所产生的媒介认知、刻板印象、态度观念、行动选择及其变化状况研究;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后城市期望、身份认同、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留城意愿及城市认同感与归宿感等指标变化影响研究。
 
其次,我们需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不同层次研究。即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探讨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信息服务的使用与满足、媒介话语权与利益表达权、社会网络与文化资本、现代性增长与城市性习得的影响与互动,所带来的城市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浅入深的城市适应的媒介功能与效果研究。
 
再次,我们有必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媒介环境研究。即新生代农民工所接触的城市媒介生态环境研究,主要涉及媒介冷漠、媒介歧视、媒介监督、媒介呼吁等舆论环境所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城市适应阻碍或支持力量;不同类型的媒体包括新媒体的使用所带来的知沟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以及因舆论环境所影响的制度环境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促进等。
 
最后,我们还应该着重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生活实践研究。即从实践社会学的视角○12,依据城市适应的相关指标及三个层次,在上述媒介生态环境背景下,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从不适应到适应,或从尝试适应到难以适应的日常生活事件,试图对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地区或成长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活动、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的情境分析,从而提供各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具体形象、鲜活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城市适应情境下的实践逻辑,旨在关注农民工的媒介话语实践,关注农民工自身对媒介生产和媒介事件的理解,关注农民工的行动如何在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培育、滋养和展开,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媒介互动场景中城市适应方式和意义的社会建构等。
 
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结果或某个时空节点上的静止状态,而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一种由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等多方博弈与共同理解的过程,一种由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众多影响因素的互动与建构的过程,一种能够不断体现城市适应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的过程。
 
四、结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上述媒介环境影响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主要以当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媒介使用与生活实践为经验研究,并突破结构论、行动论、制度论的分析范式,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社会学的修辞来管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背后的现代性的生成及其生存逻辑,从而探讨“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相互解构与重构的动态互动关系。
 
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发现和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在与大众传媒的动态关联中,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充分关切大众传媒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的影响,使研究成果能对新时期国家倡导的“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让城市更好地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而传播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还应该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比如在研究对象的确定方面,我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与当前形势的要求,确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主体,但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还需要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对该群体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与比较研究。又如在研究视角的选取方面,有必要采用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及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实践性,并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的意义解构与重新建构。另外,在研究方法的采用方面,我们倡导采用“流动式跟踪调查”等质的研究方法,这对适应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流动性和克服以往类似研究“他者眼光”的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方面,目前使用较多的是问卷调查与文本分析,使得多数研究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特别是面对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农民工,容易忽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与经验事实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13就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其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或许才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所以,只有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进城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细致考察,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才能有望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推动大众传媒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所谓质的研究方法○14,即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适应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具体研究可以参照“过程———事件”分析方法○15,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通过“流动式跟踪调查”,介入农民工的空间流动与城市适应过程,体验农民工真实的“城市生活”,走进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从而观察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两者关系的实践形态,并深入了解处于实践状态中的关系发展演变的整体状况。
 
其中“流动式跟踪调查”即对新生代农民工“离乡———进城———留城或返乡”的线性或循环流动过程进行全程式的跟踪调查,了解并记录其每个空间变化与适应环节的生存策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文化活动、社会关系等指标的正向或负向的微妙变化直至明显变革,以及这些变化或变革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与探讨,我们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媒介支持系统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而如何进一步重视并落实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利益表达权以及拥有平等的受众地位的和谐媒介生态环境建设,并设计出完善、科学且符合时代特色的城市适应媒介支持系统,对于当前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创新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10BXW024)的阶段性成果。
 
 
郑 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
 
 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温家宝:《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具有条件农民工融入城市》,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1041031.html。
 
 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⑤王康主编:《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⑥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中国人民大学                             ⑦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南方人口》2007年第4期。
 
 ⑧丁未:《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⑨雷蔚真:《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2期。
 
 ⑩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
 
 ○1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2皮埃尔·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3符平、江立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局限与突破》,《调研世界》2007年第6期。
 
 ○1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刊)》,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转自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理论探讨


 

关闭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