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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年6月14日
 

【作者简介】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等。

    

  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工具。一方面,社会学学科本身就在探索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各种研究又依赖于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调查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社会调查研究,在方法层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社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社会事实”,并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定性研究有利于发掘事物的深层次特性,把握观察对象的细微之处。在研究特殊群体和敏感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时,定性研究有其独特功用。在操作中,定性研究采用的是比定量分析更模糊、更大胆的方法,因而更容易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社会学学者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有访谈法、观察法等。这类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定性分析的样本不能够代表总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定量研究建立在统计理论的基础上,其优点在于能够通过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推论总体特征。它可以通过规范的抽样、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或者对新的发现作出理论解释。定量研究的缺陷在于难以获得深入的信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以及人们的深层次动机容易忽略,同时也不适用于对唯一发生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

  就方法本身而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对于社会学学者来说,关键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提高选择和应用这些方法的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定性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有农村社区变迁研究、口述史研究、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性学研究等。在定量分析方面,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占有核心地位。中国社会学学者组织了大量抽样调查,小到一个组织内部的抽样调查,大到全国性的样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推动下,从抽样到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也日益规范化、科学化。社会学学者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高级统计方法来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   

  国际经验与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   

  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学习国际经验分不开的。社会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向外国学者开放到基层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学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应邀到中国来讲学,中国学者也经常到世界上一些社会学较为发达的国家进行访问、考察和讲学。中外学者还合作完成了一些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项目。这些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工作,缩小了中国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与高水平国际学术研究的差距。

  中外学者涉及的研究主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兴的市场制度、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局部”改革、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秩序的影响、市场转型前景预测等。此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学者开始研究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世界体系、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移民、 因特网发展、环境保护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学者的交流。

  然而,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曲折发展为脉络,系统研究中国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发生、发展、中断、恢复的过程。他们还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学内涵是中国社会学内在的思想渊源,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应将这些社会思想认真挖掘、整理,予以科学解释。学者们认为,目前创建社会学宏大理论体系所必需的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基础工作进行得还远远不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研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

  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中国社会学恢复发展的30多年,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的30多年。体制变迁所引发的众多社会问题,急需社会科学研究者给予关注并提出解决办法。因此,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学者在深入研究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也参与了众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这方面的研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成果丰富。

  小城镇问题研究。该研究认为,小城镇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主要措施和形式。中国人口众多,完全靠大城市吸纳人口以实现城市化难度太大,而小城镇可以作为中国城市化中的人口“蓄水池”、“节流闸”,可以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涌入大城市。小城镇的发展还可以将现代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使农村生活逐步现代化。小城镇也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对商品生产和流通起着引导、促进和疏通作用。小城镇研究对于中国政府的城镇化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指标研究。作为社会测量、社会预测的手段,社会指标及社会指标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反映社会现象、监测社会过程,预测和计划社会发展,衡量、比较或评价社会状况。中国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指标的定义、特点、类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设计方案以及数据的获得途径,并对中国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基本设想。近年来,一批研究人员在综合社会指标体系、专门性指标体系、社会形势预测和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应用性研究,其成果已被相关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采纳。

  贫富差距研究。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对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利影响。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问题在不同的分析维度上,可以转换为地区差距问题或者贫困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研究者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关注中国西部集中连片的农村贫困地区,还必须应对城市失业人口的贫困问题、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以及贫民窟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

  单位制与国企改革研究。中国社会学学者较早提出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组织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单位制。因此,中国国企改革的最大难题,就在于如何改造传统的单位制。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从宏观方面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企业与社区关系、企业与市场关系,到微观方面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企业员工的归属感、职工素质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等,社会学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研究。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流动人口问题主要针对农村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至沿海地区的流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这部分人口的流动和就业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规模宏大的“民工潮”。社会学学者发现,农民工的外出或迁移是具有明确动因和目标的。这些“非单位人”在城市中的劳动和居住,不仅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自身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民工潮”冲击的是城乡间的“壁垒”,探索的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一条可能之路。

  家庭、婚姻、妇女问题研究。家庭、婚姻及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该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离婚、婚外恋、独身、老年婚姻等问题上,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婚姻与性、家庭暴力、家庭文化和家庭史等方面。社会学学者还对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妇女人口素质、社会结构变迁与妇女职业发展、女性价值的自我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原文出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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